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可以将国外职业教育的优秀理念、方法、课程体系等“引进来”，并让中国职业教育理念、人才等“走出去”。这有助于满足企业对国际化人才日益旺盛的需求、为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人才动力，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夯实人才根基。
4月上旬，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发展论坛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召开。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余有根在论坛交流中表示，将持续推进发展“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步伐也随之加快。目前，我国如何参与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去？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怎样助力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未来，我国应如何推进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初见成效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十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颁布了多份文件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特别指出，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加快培养国际产能合作急需人才，鼓励引进国（境）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来华合作办学，促进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再创新。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强调，中国将在借鉴“双元制”等办学模式、引进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方面取得政策突破。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办好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顶层设计的完善，推动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向前。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已初具规模，职业教育院校的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数量稳健增长。
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共有40家，合作办学项目共计907个。此外，鲁班工坊建设联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等重要国际合作项目也纷纷“落地开花”。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高职院校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芬兰5个国家的高校合作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8家，与15个国家（地区）开展中外合作项目105个。”郑亚莉说，“留学生培养方面，2022年浙江省招收培养留学生人数超过2500人，其中学历留学生近1600人。全省16所高职院校与21个国家共建了22所丝路学院。这些双边和多边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实质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向世界传播了中国职教声音。”
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是双赢之举
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可以将国外职业教育的优秀理念、方法、课程体系等“引进来”，并让中国职业教育理念、人才等“走出去”。这有助于满足企业对国际化人才日益旺盛的需求、为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人才动力，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夯实人才根基。
郑亚莉举例道，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近年来通过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累计为外向型企业输送人才3100余名，开展“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高研班等培训，惠及企业500余家，培训企业员工3000多人次，获得行业企业高度评价。
记者还了解到，自2016年起，中国已累计建成20个鲁班工坊，开设了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物联网等49个专业，对3200余人进行了学历教育，培训规模超1.1万人，为合作国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人才，以此更好地服务当地的产业发展。
“此外，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也能够切实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郑亚莉解释道，国际合作可以有效推动职业教育与双循环格局下的国内国际经济市场的良性互动、协同布局；全面提升学生创新精神与竞争意识，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要；助力职业教育打造与劳动力市场相契合，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发展样态，让职业教育与产业共生共荣，更好地助力新时代制造强国的建设。
同时，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还能够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和竞争中进一步完善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现阶段，这种完善主要体现在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的国际化上。”郑亚莉表示，专业标准的“国际化”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牛鼻子”。
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我国职业院校可以对接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发的职业标准、对接区域性地方组织开发的职业标准和资格框架、对接发达国家及其各行业组织开发的职业标准、对接大型跨国企业与全球行业领跑者开发的职业标准，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宏观经济结构和国际职业领域发展态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国际视野，使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竞争中显现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建设模式和经验的优越性，树立中国“职教品牌”。
三方合力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
郑亚莉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发展、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等都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了发展空间。以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为例，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加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力度、深度和效度，实现个性化、精准化资源信息的智能推荐和服务，为管理人员和决策者提供及时、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持。
但也要看到，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事业同样面临着挑战。
“从我国职业教育标准的国际地位来看，世界各国对我国职业教育还缺乏统一认识，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缺乏一套完善的、先进的中国标准和体系。”郑亚莉解释道，“虽然全国已有160余所高职院校开展了国（境）外行业或专业标准开发，但这还远远不够。”对此郑亚莉建议，未来应充分考虑各国经济社会状况和职业教育发展水平，针对不同类型国家制定差异化策略。
“总之，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职业教育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形成中国职业教育特点和标准制度体系。”郑亚莉说。
此外，政府部门、职业院校和行业组织三方应形成合力，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
郑亚莉建议，政府部门要作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质量保障，在政策赋能、管理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作好支撑；职业院校要全方位作好调研、规划和设计，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明确办学定位、办学目标、专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目标，同时积极与本区域内的跨国企业深入沟通及合作，实现深度国际化产教融合，打造高质量中外师资团队，为高质量开展合作办学奠定基础；行业组织要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以知识、技能与能力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历框架，力求有效衔接“一带一路”国家的区域资格框架，以资历框架的国际化打开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新局面。（实习记者 裴宸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