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工匠精神”经常被用作解读日本制造之所以强大的根基或源泉。然而，这种重视质量、精益求精、追求极致、不断改善的匠人精神之所以能够被广大蓝领工人所普遍接受并大加崇尚，其实是与日本社会独特的技工培养模式密切相关的。
官民协作建设培养体系
日本的技工培养起步于二战后对美国科学管理方式的学习。早在1946年，日本就成立了“日本科学技术联盟”，于1949年开始推行质量管理体系（QC）。MTP（企业管理层技能培训）和TWI（一线主管技能培训）等美国开发的科学管理方式很快在日本生根发芽。1951年，日本人事院组织了“人事院监督者研修”项目（JST），官民各界掀起重视培训以提升效率的热潮。1955年，日本产业界、学术界以及通产省为主的日本政府共同编写了MTP教材。很快，这些“舶来品”便与日本终身雇佣制等“本土要素”融合到一起，形成了日本特色。70年代之前，日本上市企业管理者普遍接受MTP培训。
1958年日本通过了《职业训练法》，把提升员工工作能力作为官民一致的责任。这部法律几经修改之后，到1985年改称《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成为日本官民协作推进技工培养体系建设的有效保障，它对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主在技工培养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
日本政府（包括地方政府）要为技工培养提供基本支撑和服务。如独立法人“高龄、残障、求职者就业支援机构”（JEED）就是日本政府出资设立的专门技术培训机构，其前身是1961年成立的“就业促进事业团”。各都道府县等地方政府也设有类似组织。
上述政府出资机构重点为广大中小企业培育人才，以离职者训练、在职者训练以及毕业生训练等三大服务为主。以2018年为例，日本离职者培训总人数10.6万人（国家承担2.6万、地方负责8万人）、在职培训人数12万（国家承担7万、各地负责5万）、毕业培训人数1.7万（国家承担0.6万、各地负责1.1万），三类总计24.3万人。
当然，承担更重要技工培养任务的还是企业内部培训机制，特别是日本大企业都有非常完善的培训体系。企业培训主要包括OJT（在岗培训模式）、OFF-JT（脱产培训模式）和SD（自我开发模式）等三大类。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日本企业高度认可培训成效，认为培训是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员工也认可培训效果，其知识获得仅有10%来自学校，其他都是得益于各种职业培训。
针对性强、多样化的培养
目前，日本针对技工的培训有多种不同类型，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一是“因需而训”型，也就是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各种“量身定制式”的专门培训。以国家层面的培训机构为例，提升平均水平是基本目标，但为了更适应地方人才需求或具体企业的特别需求，相关培训多采取“定制式”培训。如2015年设立了3年周期的“地方创新人才培育事业”项目，有32个地方政府参与。再如2018年，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专门开设面向中小企业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为主题的人才培育项目。该校作为日本公共职业训练的主要承担者，在日本高等职业训练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是“能力导向”型，主要是提升现场能力的职业训练项目。设立专门培养生产车间领导的“事业主推荐制度”，针对企业的真正切实需求，编制专门教材、开发特别培训课程等。JEED为此专门确定负责指导职业训练的“职业训练指导员”，而为提升这些指导员自身技能，则会组织尖端技术和各种专业技术研修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还会组织提高指导能力和教材开发的研修活动。
三是“引导创新”型，目的是培养推进产业技术创新的人才。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经常会依照最新技术创新趋势而调整职业培训内容，同时常常组织各种调查以把握企业的人才需求。如2019年度离职者训练班内容相比2018年度就有3成更新，在原来包括电气工程和顺序控制的“电气设备技术科目”新增了IoT设备等，还增加了网络架构以及住宅配线施工等课程。
四是“中小企业专项”型，主要是以提升中小企业生产效率为目标的培训。2017年JEED专门设立“提升生产效率人才培育支援中心”，旨在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如开发出“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市场开拓”“IT技术”等相关课程，甚至设立“人才开发援助基金”以资助中小企业主参加培训。
五是“年轻人专项”型，目标是让年轻人乐于投身制造业、打造就业专长、传承相关技术等。全国职业能力开发大学、各都道府县的地方职业能力开发大学及短期大学都设有高中就业毕业生专门培训项目，科目涵盖“生产技术”和“机械系统技术”等，2019年度国家结构培训了6000人、地方机构培训1.2万人。除培训外，还通过组织各种竞技大会以及技术交流展示会等形式，调动年轻人参与积极性和热情，如“全日本机器人相扑大会”等。
冲击下的变革
近年来，日本人口增长缓慢，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有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月1日，日本人口约为1.2427亿，连续11年减少。日本人口2019年比2018年减少约50.5万人。从年龄段人口分布来看，0岁至14岁的低龄人口占比降至12.30%，15岁至64岁年龄人口占比降至59.29%，两项占比均呈持续下降趋势。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比则上升至28.41%，创新高。
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技术工人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2019年在制造业领域，34岁以下的年轻人已减至264万，远低于2000年的423万；而65岁以上人数接近94万，占比攀升至总量的8.8%。
愿意加入制造业的新毕业学生人数也在不断下降，尤其是中小型企业。2017年约14.6万新毕业生（大学及研究生7.2万人、高中毕业生7.4万人）进入制造业，其中近六成进了大企业。如今，新毕业生到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只有11.8%，相比2001年的18.4%出现很大降幅。这是导致日本国内技工数量不足的重要原因。
为了弥补国内技工不足，日本政府已大幅放宽外国人劳动条件。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外国人就业人数已达172万，比2012年68.2万大增了152%。其中，制造业的外国人达48.2万人。
除为了缓解供给不足外，开拓国际技工新市场、增强日本员工相关能力以及以多样化促进技术创新等，也是日本扩大外国人就业的重要目标。同时，重视数字技术、物联网等新技术导入，以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把日本相对落后的数字技术作为提升契机，依靠技术来缓解工作负担、稳定生产和缩短劳动时间等。
针对日本社会转型，企业内培养模式改革也在加速，并出现一些新特征。如“自外向内型”转向“自内向外型”趋势，人才培养更重视全球化等对外竞争；研修从“阶层提名”转向“自律选择型”，重视培养创新型人才；从“潜在能力”培养转向“显在能力”培养，重视业绩与成果；从“个人开发”转向“组织开发”，打造学习型组织；从OJT转向OJD（On the Job Development），更多激发个人创造力。（张玉来）